古建保护遭遇尴尬的深层次原因短尖忍冬

古建保护遭遇“尴尬”的深层次原因

1月15日消息：2015年刚开始，云南古城因为一场大火再次烧进人们视野，甚至有人问云南还有多少古城可以烧。云南古城失火之所以引发大量关注，一则因为云南作为著名旅游城市一直备受关注，二则因为2014年1月份的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及同年4月份的丽江束河古镇火灾，多次火灾让人们在惋惜之余发出了嘲讽。

在2014年的十起重大文物火灾事故中，包括云南、湖南、山西、上海等省份，横跨整个中国。而据调查，在2010年至今国家文物局接报的18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火灾中，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居首位，占总数的37%，从这些数据中能看出火灾背后的人为忽视和懈怠。官员、商人、当地居民对古镇古城古楼的最大利益化，游客的一系列不文明行为都是累积这些数据的因素。在不少人眼里，古城楼只是一个符号，无法唤起心底的珍惜之情，整个社会对古建筑的频频被毁的麻木态度让古建保护显得如此无力。

对比同样多古建筑的邻国日本，1949年1月26日在法隆寺金堂发生了火灾后，日本政府次年制定了《文化遗产保护法》，对损毁重要文化遗产者处以重罚，即使是重要文化遗产所有人，也可以处2年以下徒刑和20万日元以下罚款。此后，日本再没有国宝级建筑“意外”被烧毁的事件发生。不仅在法律上强力约束，日本政府还在1955年将1月26日指定为“文化遗产防火日”，每年这时期举行防火训练,开展文化遗产防火运动，并且各地方政府也大力建设保护文化遗产的消防制度。这一系列举措，不仅加强了古建所有人、普通公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，还让国民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深切责任。

同样多古建筑的日本却能一直保护良好，这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、国民意识的自觉、消防制度的健全。然而在中国，古城楼的尴尬境遇却远不止于火灾，相信大部分外出旅游过的人都会这类现象感同身受：在被开发过的景区里，古楼不是茶馆就是商铺。不免让人对古建申遗产生怀疑——古建的申遗只是一种嘘头，为的是利用古建的名气进行最大利益化而不是保护。早在2006年入选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的贵州剑河久吉苗寨，在2014年的一场火灾中，有500户房屋葬身火海，286间房屋被烧毁。

据有关媒体报道，包括拱辰楼在内的多处巍山文物保护单位被迫违规变身经营性场所。如果说拱辰楼变茶馆是为了古乐艺术的传承，那么刘家宅院被私人承包改成茶楼，其沿街部分房屋被改成商铺经营百货又该作何解释呢？并且在当地文体广电局递交古楼管理使用权的意见后，还能得以继续不恰当使用呢？更有甚者，将古建筑当做政府部门办公使用，这些行为又是否妥当呢？

除了有悖于相关规定变身经营场所外，政府对古建的保护资金也存在着较大缺口，很多古建现在还得不到很好的维修保护，不比日本定时对古建的“修旧如新”。另外，也得不到民间对古建修缮、保护的力量注入，不仅因为民间缺乏符合文物保护理念的技术指导，而且当今能自觉修缮古建的民间组织不断衰退甚至不复存在。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，古建筑的问题不仅在于一修了事，日常的维护管理更是巨大的问题。这些因素使得古城的隐患大大增加。

钱只能解决一时修缮的问题，却不能解决长期维护的问题。可以说，经济投入只是表面，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欠缺日本那种全民对古建筑的“爱护”意识。

对于历史文化，国家领导习近平发出“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，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”这样的感叹，并多次强调保护古建筑等历史文化古迹的重要性。笔者相信，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，我国的古建保护之路将越走越好，群众的珍惜、保护古建意识亦将集体苏醒，届时，古建保护将不再尴尬多多、力不从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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